第十四章 中东(5 / 21)

与西方的一种联结，那么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信仰就是一种障碍，而且是一种非常可怕的障碍，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有着相对抗和冲突的漫长历史。不仅存在着相互敌视的这一传统，而且就土耳其人方面来讲，由于其宗教信仰的缘故，还存在着一种干自身不利的优越感。以往好几个世纪里，土耳其人一直打败欧洲的基督教势力，胜利地越过多瑙河、将他们的星月旗插到维也纳城墙下。诚然，17世纪末叶和18世纪时，他们曾在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手上吃败仗。但是，直到19世纪末叶以前，他们继续统治着拥有数百万基督教臣民的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因而，一般士耳其人不管其地位如何，在他们的心目中，对其本身的优越、对其宗教信仰的优越、对其生活方式的优越，是没有疑问的。因此，这种优越仅仅被认为是一个穆斯林和一个土耳其人的一种自然属性。土耳其人对所有非穆斯林的屈尊和轻蔑反映在他们在提到欧洲各种民族时通常所使用的一些称号中。他们称阿尔巴尼亚人为"卖香肠的人，称保加利亚人为"流浪者"，称荷兰人为"乳酪商"，称英国人为"无神论者"，称法国人为"疯狂的异教徒"，称罗马尼亚人为"吉普赛人"。不用说，这种态度无助于奥斯曼帝国和西方之间的相互影响。

    土耳其人还因为他们从未发展起自己的中产阶级而很少受到西方的彩响。他们对商业不感兴趣，或者说不尊重商业，因此，奥斯曼的资产阶级基本上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相形之下，土耳其人或是农民（他们一般是麻木不仁的），或是穆斯林教会组织中的教师和审判员（这几乎总是意味着他们是激烈地反西方的），或是帝国官僚机构中的官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通常仅仅对保持自己的职位和晋级感兴趣）。这种形势的意义在考虑到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商人在各自的国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时可清楚地看出米。正是他们，建立起与西方的联系、宣传西方的思想并从事政治活动。然而，在土耳其人当中并不存在一批履行类似职责的人。因而，土耳其人中间难得出现的改革提倡者发现自己没有任何追随者。换句话说，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与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所处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

    苏丹谢里姆三世的命运明显地说明了改革缺乏群众支持这一点。谢里姆于1789年——如果就他的思想和抱负的革命性质而言，这是具有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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